教弩梵鐘（明教寺）

      建史

　　明教寺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逍遙津公園南面的的教弩臺上。相傳此臺曾是曹操點將臺，臺高五米，廣場四千平方米。據清朝《嘉慶廬州府寺》記載：“南朝蕭梁天監年間，魏武教弩臺上始營佛剎，鑄寶像，謂鐵佛寺。”由此可見，明教寺歷史悠久，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。鐵佛寺在興建一百多年后，毀于隋末兵變。唐朝大歷年間，在廢墟中挖得鐵佛一尊，高丈八，廬州刺史裴絹奏告朝廷，代宗皇帝李毅詔令重建，定名“明教院”。明朝以后改稱“明教寺”，沿用至今。明教寺歷經滄桑，至清咸豐三年復毀于戰火，太平天國將領袁宏謨于天國失敗后，慨嘆“英雄氣短，佛海春長”，便遁跡空門，隱于肥西紫蓬山西廬寺，取法號通圓。明教寺是西廬寺的下院，屬禪宗臨濟派，遠代祖師譜已失無稽，通圓駐錫明教寺后，寺宇破殘不堪，立愿重修舊觀。他浪跡天涯，經過十多年的苦行募化，于光緒十一年（1886年）夙愿終償。

      現狀

　　現存的大殿和后殿，仍保留原建筑風貌。在出土的石碑上載有教弩臺和明教寺的史況，唐人吳資詩曰：“曹公教弩臺，今為比丘寺。東門小河橋，曾飛吳主騎。”這是對教弩臺歷史演變的寫照。教弩臺上有屋上井、聽松閣諸名勝。屋上井在大殿左側，以井口超出地面屋脊得名，原為魏軍汲水用井。晉朝整修，井口石欄刻有“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”隸書12字，為公元268年遺跡。在石欄沿口可見到23條被汲水繩磨成的深溝，堪為漫長歲月的見證。聽松閣在臺的東南隅，昔時這里松木成蔭，松濤有聲，寺僧建閣，取名“聽松”，于是有“教弩松蔭”之譽，被稱為“廬陽八景”之一。閣上撰有楹聯：“教弩聳高臺不為炎劉消劫難，聽松來遠客誰從古佛識真如。”登監其上，心曠神怡，令人不禁發懷古之幽情。

明教寺　　明教寺始建于南朝梁時，至隋末，寺院荒廢。唐大歷年間(766—779)在廢墟中掘得鐵佛一尊，廬州刺史裴絹上奏朝廷，準奏重建，定名為“明教院”。明代改稱“明教寺”。后迭經興廢。至清咸豐三年(1853)，復毀于戰火。光緒年間重建。1937年冬，寺院部分建筑被日軍飛機炸毀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政府有關部門多次撥款修繕。1983年，該寺被定為漢族地區全國重點寺院。明教寺歷史悠久，建筑雄偉。在清代，居合肥城眾寺之冠。現存建筑有山門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地藏殿、客堂、寮房等。

　　教駑臺高5米，面積近4000平方米略呈正方形。三國時，合肥為曹操管轄之地，他曾多次來合肥部署對吳國孫權的戰事。教弩臺就是曹操所建的一個軍事堡壘，它既可捍衛合肥城的安全（離城僅4公里），又可用以訓練強弩手。南距淝水僅5米，東距津水約百米，北距逍遙津百余米，均在強弩射程之內。據說當時經常有500名左右弓弩手在此比武、操練，勝 者贈以紅袍以示獎勵。百步穿楊，鑼鼓聲起，曹操哈哈大笑。為了使士兵們夏日不受日曬，臺邊種有許多松樹，風來松聲如濤，教弩松蔭，為廬州八景之一。臺上除有聽松亭外，還有一口古井，因井口高出街道平房屋脊，稱屋上井，水味甘美，四季不竭。井口石欄拙樸古老，現出23道提水繩溝，繩溝石質光亮如玉，欄上鐫刻“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”字樣，是供士兵解渴用的。經長年累月提水，井口石盤上現有23道繩痕。井欄上還有“晉泰始五年”（269）字樣。到南朝梁武帝時（503一548），據說因掘得一尊高一丈八的鐵佛，于是在教彎臺上建一佛寺，名鐵佛寺（一說在唐大歷年間掘得鐵佛）。唐大歷年間改名明教寺，后毀于兵火。現廟為太平天國遺老袁宏謨所建。袁于天國革命失敗后削發為僧。清同治年間重新修建。寺內共有佛像30多尊，有大雄寶殿、地藏殿等建筑。登臨臺上的聽松亭，可以俯瞰合肥全城景色。前人詩有“登臨收楚豫，吞吐盡江淮”之句。近年已全面修葺，成為合肥市文物旅游的主要景點。

　　據清嘉慶《縣傳城郭圖》載：“合肥城郭有寺院四十余所，明教寺規模宏偉，為眾寺之冠，明教寺為明朝院式建筑，山門朝南，從兩側拾級而上，循序為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地藏殿，西側有法堂、方丈室，后殿兩翼為寮房、藏經樓及齊堂（原禪堂、客堂已由改建的客廳取代），布局嚴謹，錯落有致。

      歷代主持　　

      明教寺繼通圓之后，有學道、賽陀、精慈、三根、夢東、藏印、妙友等和尚住持，對寺院建設和弘揚佛法均有諸多貢獻。

      學道

　　浙江湖州人，其文才出眾，佛學造詣精湛，為求悟增慧，曾多次赴名山大剎參學。據浙江普陀山文史館保存的《光緒皇帝御批碑文》記載：“光緒二十五年，安徽省合肥縣明教寺住持僧人學道，請領藏經，維時因龍藏經無存，其版片在柏林寺，尚屬全備尼衙門奏明，由請經人自赴柏林寺刷印。”據傳明教寺最早收藏的一部《康熙龍藏經》即為學道從北京柏林寺拓印的版本。辛亥革命期間，不道感于人間佛教旨在弘揚佛法，于是離開明教寺去南京樓霞寺拜謁曼殊大師，經推薦到金陵刻經處擔任編撰工作，刻印佛學書籍，廣為流傳。

     賽陀　　

     湖北黃石人，師從通圓法師；駐錫明教寺，做苦行僧，浪跡天涯，十方募化，三年歸，籌資甚豐，為完善廟設施，慘淡經營，先后為全堂佛像裝金，增置鐘鼎法器，興建禪堂甫定，于1915年再次北上募化，在化緣于皖系軍伐段祺瑞時，陳述寺院建設事，因段祺瑞本為合肥人，且信佛虔誠，遂贈與功德銀洋五百元及日本大正《大藏經》一部。自此，明教寺在建制規模上，佛、法、僧三寶齊備，千年古剎，更見莊嚴。

     夢東

　  安徽岳西人，他在任朝間先后舉行過三次傳戒，一次為幽冥戒，一次十戒，一次五戒，三次受戒的四序大眾共五百余人，堪稱為一代法事活動的宗師。

     藏印　　

     安徽亳州人。1938年春，日寇進攻合肥，國民黨不戰而逃，城內死于炮火的黎民百姓，尸橫街坊，慘不忍睹。藏印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不避艱險，會同紅+字會，組織人力，收尸掩埋，據統計在半個月內共埋尸千余具。合肥淪陷后，1939年日軍派“日蓮宗”和尚衙藤春海進駐明教寺，成立所謂“新亞佛教會合肥支會”，自命為會長，對合肥地區的佛教進行奴化統治，采取威脅利誘手段，挾藏印出任傀儡副聯，藏印激于民族氣節，不甘屈辱，遂以身殉國殉教，消息傳出后，全城有識之士義憤填膺，紛紛組織悼念活動，激起敵后抗日怒潮。

     懶悟

　  1949年后，懶悟法師任明教寺監院，他悟性過人，多才多藝，出家后除潛心鉆研佛學哲理外，勤攻書畫，技藝日臻精湛。其山水畫初學四王，晚年致力于石濤、石溪的技法，直逼云林，深受當代畫壇贊譽。1969年懶悟于合肥月潭庵圓寂，終年69歲。

     妙安　　

     明教寺現任方丈妙安法師，80歲，1930年出家為僧，師從心定法師，畢業于江蘇句容縣寶華山律學院，兼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，安徽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，合肥市佛教協會會長，安徽省政協常務委員，并同時兼任明教寺、相隱寺、忠廟、西廬寺等數座寺廟方丈。現任監院法持法師，57歲，安徽巢湖人，1984年出家，師從妙安法師，畢業于九華山全國寺院執事進修班，兼任安徽省合肥市佛教協會理事，中市區政協委員。

      近代狀況

　   1949年后，黨和政府曾撥款維修明教寺，安頓僧人生活，恢復正常的宗教活動，然而一場“文革”浩劫摧毀了這一祥和景象，明教寺除殿宇幸存外，佛經佛像及佛教設施均毀于一旦，僧人被監管，寺院變成紅衙兵司令部，繼之寺院被外單位進駐。 　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經過撥亂反正，落實政策，寺院歸還僧人管理，政府又拔專款38萬元，進行修整。經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出面與北京市有關部門磋商，北京市有關方面贈送明朝銅佛五尊，寺內自籌資金添制觀音、地藏、羅漢等樟木佛像32尊并全部裝金，還配制了佛龕、法器、楹聯、寶鼎等基礎設施。此外，還訂購了《中華大藏經》一部，最近，臺灣佛教界贈送影印版《大藏經》兩部，明教寺現為安徽省佛教協會所在地。 　　明教寺現在僧人20名，在方丈妙安法師帶領下，制定了寺院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。妙安法師鑒于佛教事業繼往開來的長遠需要，從1982年起先后輸送僧徒十多人到各級僧伽培訓班和佛學院校深造，提高他們的素質，充實了佛教的僧才資源，如今，明教寺的設施和體制已初具規模，佛、法、僧三寶齊備，千年古剎，又現輝煌。 　　1995年合肥市開展“十景”評選活動。經多輪篩選，原廬陽八景的“教弩松蔭”榜上有名，改稱“教弩梵鐘”，被列為合肥的新十景之一。這一改動，深孚眾望，因為從人文景觀的內涵來談。教弩臺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；而明教寺則為國家重點開放寺院，把教弩臺的史跡和明教寺的梵鐘，兩者合二為一，古今兼顧，相得益彰。